张三是某企业员工，2016年12月27日，张三在工作过程中被车辆撞伤，当场死亡。

2017年1月6日，企业与家属签订《工伤赔偿协议》一份，载明：

现甲、乙双方一致确认，乙方的情形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所规定的工亡情形，现甲、乙双方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实施〈工伤保险条例〉办法》等规定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。

协议第一条约定：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死亡待遇款（包括但不限于：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、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住院伙食补助、交通费等）合计人民币35万元整，该款项于本协议订立时，乙方提供所需的证明材料到位，即一次性给付。

协议第四条约定：上述款项给付后，双方之间的工伤、劳动争议一次性解决，劳动、工伤保险关系终止，此后双方再无任何纠葛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此类权利。

2018年2月5日，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张三死亡性质为工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张三家属还获得肇事方车辆保险企业赔偿款共计795000元。

《工伤赔偿协议》履行后，张三家属认为按照法定标准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为623900元（31195元×20倍），企业已支付赔偿款350000元，还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73900元，双方发生争议。

法院认为，当事人就工伤待遇达成的协议，其内容并非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，而是对工伤待遇赔偿责任的承担所作出的约定，其性质并非劳动合同，而是具有一般合同的属性。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《工伤赔偿协议》是否存在可撤销行为，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性，关键看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的情形。

本案中，双方签订工伤赔偿协议时，张三已经死亡，家属对自己能够获得的利益应当有所认识，双方进行协商的过程，是各自综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进行博弈的过程，对预期的风险都应当有预判能力，从赔偿协议的内容看，既约定了赔偿金额，又列明了工伤赔偿的具体项目，还写明了参照的法律，这说明双方当事人对工伤赔偿的法定标准是知情的，故不能认定家属在订立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。

关于是否构成显示公平，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及《江苏省实施〈工伤保险条例〉办法》规定的待遇项目和标准，因张三死亡，家属可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23900元（31195元×20倍），企业已支付赔偿款350000元，并未低于法定标准的50%，家属实际所获补偿不符合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，故不宜认定为显示公平。

综上，双方签订的《工伤赔偿协议》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，家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，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，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，故企业无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73900元。